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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大教授李建强受邀点评电影《攀登者》

交大教授李建强受邀点评电影《攀登者》 中国近代政治家、战略家和文学家曾国藩曾提出:好文章须有四样东西,即:气势、识度、情韵和趣味。他总括说:凡文有气则有势,有识则有度, 有情则有韵,有趣则有味。其实,对于影像作品,有时亦可作如是观。新近由上海电

交大教授李建强受邀点评电影《攀登者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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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近代政治家、战略家和文学家曾国藩曾提出:好文章须有四样东西,即:气势、识度、情韵和趣味。他总括说:“凡文有气则有势,有识则有度, 有情则有韵,有趣则有味。”其实,对于影像作品,有时亦可作如是观。新近由上海电影集团摄制的《攀登者》,就是这样一部气、识兼备,情、趣交织的作品。

 一是气势。气势原本指的是人和物表现出的某种态势和力量。王阳明在《传习录》里说:“流行为气,凝聚为精,妙用为神”,明确将人的精、气、神视为一体。依照他的见解,“精”是生命的本体,“神”是生命中呈现的理性,而“气”则将生命之能量传布于全身。所以有没有气势,常常决定了一部文艺作品的质地和分量。

《攀登者》表现的是1960和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的往事。故事的发生地及其队员们面对的恶劣环境,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心理震撼力和视觉冲击力: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,四季不化的冰天雪地,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,望而生畏的季风袭击……人与自然的艰难抗争,个体和团队遭遇的困厄险阻,构成了波涛涌起、吞吐山河的恢弘气势。

造就气势的,当然不仅仅只是外在的人与自然绝境的搏杀,与狂飙雪雨的决斗,更有内在的人的精神力量的凝聚和宣示。1960年第一次登顶后,因为缺乏环绕影像资料,遭到国际上的质疑,登山队也随即解散。壮志未酬,英雄迟暮。方五洲成了锅炉工,曲松林返回训练营,杰布回家放羊。人们可以想象他们承受的心理煎熬,但这些勇士如同殉道者一样的雄心一成不变。

当1975年再次组队,杰布在冰塔林喊出“国土,就在脚下”的豪言壮语、方五洲在大风口宣示“路再难,也要攀”的决心、曲松林在大本营表达“登上中国人的山,测量中国的世界高度”的夙愿、基地政委在简陋的帐篷里重申“不管我们今天的胜利,还是未来的强大,都不需要所有人的承认”的铿锵时,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深厚的思想精神力量,顽强的民族精神定力。

这是一个呼唤英雄并产生了英雄的时代,这是一段值得大书特书而终于在银幕上得到真实传承的历史。动于中而形于外,此种气势,此等襟怀,大气磅礴,气贯长虹,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之所在!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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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识度。对于艺术创作来说,识,说的是见地、见识;度,讲的是高度、深度。前者为因,后者是果;有因始有果,有识方有度。因此,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会说:“人才以智术为后,而以识度为先。”在一部记载人与高山峻峰激烈抗争的电影作品中,再现环境的险恶,呈现攀登的艰难,甚至展示英勇无比的流血牺牲,其实都并非难事。

早先,德国、奥地利和瑞士联合摄制的《北壁》做到了;新近,韩国的《喜马拉雅》,英国、美国和冰岛联合拍摄的《绝命海拔》也做到了。怎样在展现惊险奇特、进退维谷的险境中,浇灌一点人类理想的坚守,注入一些生命内涵的体验,特别是开掘古老民族伟大精神的宝藏,通过对攀登者不畏艰险、排除万难、至死不渝的精神追索,凝练和汇聚民族精神的真谛,以审美的方式拨亮在世心灵的光源和来日理想的灯火,进而影响受众对中华文化、中华民族,以及国家核心价值的认识判断与行为选择,这是此类影片的首事和难点,也是《攀登者》特别值得关注和肯定的地方。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困难时期。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岁月,中国领导人掷地有声地宣告:“中国的珠峰,中国人当然要首先登上去”, 并亲自下令组建国家登山队;一批中国的攀登者携带简陋设备,冒着生死风险,前赴后继地向峰顶发起冲击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,一种什么样的气魄!

正如编剧阿来所说:“我写《攀登者》就是写精神,写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珠峰。当时国家极其困难,攀登珠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,人的意志、国家意志让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。”这种立论和见地,当然不是一般的认识和观念堪舆比肩的,既投射人类思想的制高光点,又有民族精神的强烈支撑,构成了一种意义和情感的“矢量”,因而凸显了高度、深度和厚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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